最近喜歡韓國電影，有時興起，甚麼垃圾DVD都租來看一輪。優秀者很少，《我的野蠻女友》、《殺手公司》等，其他沒有幾部。
也慶幸韓國電影有出人頭地的一日，從前，都是西片和香港、台灣片的天下。荷李活電影有輸入的限制，更造就香港片的流行。韓國電影被欺壓了數十年，當今來報仇，也是應該。
起初的香港片子都是些動作的，間中愛情片也大賣特賣，像邵氏的《珊珊》就打破了賣座紀錄。韓國鄉下人，還是愛婆婆媽媽的故事。
我第一次去韓國，與電影無關，那是做學生時的暑假旅行，從東京飛去，抵達的金浦機場，還是簡陋的木造的建築。
印象實在太好，接著我也從九州的小倉乘船渡海，抵達釜山，從釜山坐火車，一個站停一兩天，一直玩到漢城，再飛回東京。
四十年前的漢城，是一個極貧窮的都市，比起東京，路上行人的衣著還要更破爛。街頭巷尾有修理雨傘骨的。尼龍絲襪，穿了洞還一針一線縫補。很多小販在叫賣。印象深的是一個穿著傳統韓式服裝的老人，把曬乾的黃魚用麻繩穿著，綁在身上，你看中了他就拔一尾買給你，是個活動的攤子。
洋煙禁止入口，政府派出專員，一嗅到不是韓產的煙葉味道，即刻抓人，我們稱之為香煙狗。
漢城的山丘都光禿禿，樹木很少，所以政府不許人民用即用即棄的木筷子。衝進餐廳，要是找到一對，就罰停業一天。如果看到餐廳供應白米飯，也要罰的。當年產量不夠一定要攙小米和粟類雜糧，才可以炊飯。黃黃赤赤，難於嚥口。
華僑做的生意大部份都是開館子，炸醬麵韓國人最愛吃，認為中華料理是所有餐廳最便宜的，放心光顧。麵是現叫現拉的，一下單，即刻聽到廚房傳來砰砰碰碰的打麵糰聲音。上桌一看，沒有甚麼肉碎，盡是黑色的醬，有些黃瓜絲已是上品。華僑山東人居多，做的麵很地道。當今去出東也吃不到這種正宗的炸醬麵，但韓國的中國館中還賣，下次你去試試看，真是好吃。
南北韓戰爭結束不久。動亂之後，勇士們到哪裏去了？出來掙錢養家的，永遠是生命力最堅強的女人。
在明洞區的半島酒店Bando Hotel前面，到了晚上，有三百到五百個女人麕集，美的不少，像個夜市場，蔚為奇觀。半島酒店經過一次大火，已拆除，目前企立著的Lotte Hotel就是它的舊址，附近的仁川，有個山頭佈滿彎彎曲曲的小巷，裏面每一間房都是獨立的妓寨，加起有千多戶之多。觀眾看過，此言不虛。
到韓國遊覽的外國人當然不必光顧這群花街女郎，真是名副其實俯拾皆是，因為當年韓國還有戒嚴制度，到了半夜十二點，街上如果有行人，憲兵可以隨時槍斃，實在恐怖得很。女人出來玩，一到十一點多找不到交通工具，就得徘徊在觀光酒店大堂，看到男人就要求讓她們在旅館中住一宵，代價是甚麼，大家心知肚明。
漢城去得多，變成識途老馬，再想玩下去的話，有一個叫「藍天堂」的夜總會開到清晨三、四點。你只要租一輛憲兵用的吉普車就能接送，夜總會中有樂隊伴奏，跳樂與怒，真人樂隊終會疲倦，慢歌就出現，是擁抱的時間了。
大概是生活習慣和飲食的營養吧，住東京的時候，看到的女人，腰長腿短，醜的居多。到了韓國，完全不同。韓國女人，至今還是全亞洲最漂亮的，許多日本女星都是韓籍，用日本名字罷了。
怎麼判斷一個國家女人美不美呢？很容易，上街，到酒店百貨公司走走，一個小時之內數一數，在漢城能遇到四五個美女，台灣兩三個，香港一個左右吧，不過香港女人很會穿衣服，錯覺上還是過得去。至於日本，逛上三小時，也看不到一個。當然，現在不跪榻榻米，又喝很多牛奶吃很多麵包，日本女人身材好的，比以前多得多。
印象中的韓國總是女人多，這也是事實。出生率是男的低，又加上當兵死去的，當年的比例是六個女人，對四個男子吧。
女人一多，男人就作威作福了，街上男人對女子拳腳交加的例子屢見不鮮。這種情形之下香港去的男子，可真是值錢了。
在韓國女子的眼光中，香港人比當地華僑優秀，當然沒有韓國男人那麼粗魯。當年盛傳韓國女人晚上會替你洗襪子，掛了起來第二天乾了為你穿上。這個經驗我沒有遇到過、但是半夜起身，看她們得意地看著你，倒是真事。有時，感覺到有人撫摸著你的面頰，張開眼見她們微笑。這大概是中國北方的男子邂逅蘇州姑娘的反應吧，彬彬有禮和白皙的皮膚，是難於抗拒的。
在那個天真的年代，韓國女人敢作敢為。對男人的性要求開放得較其他東南亞國家早，唯一的尷尬是她們一喜歡上你，即刻像洋人叫達令那麼Yabo、Yabo地在進行中大聲喊出來。當年的建築物牆很薄，酒店之內，通宵達旦地傳出愛的呻吟。
之後，私人旅行和公司業務，我去韓國的次數，當今算了一算，至少上百回。
最初當學生，儲蓄了些打散工的錢，就往韓國跑。有一次去到一個鄉下，外面下雪，旅館的女服務生面頰如蘋果一般粉紅，很體貼地為我安排在房間內吃韓國菜，遞毛巾、傾酒。我手頭闊綽，打賞了兩千日圓，她還即刻要脫衣服，把我嚇了一跳。
從火車廂望出，山上的松樹和古廟，有如中國水墨畫，韓國經濟起飛的今天，女人也許變成了野蠻女友，但是風景依然，令人嚮往。
當年我在邵氏做事，電影劇本一寫到雪景，第一個想到的地方是日本。製作成本較低的戲，就去韓國。又因為韓國的製作公司負責人多數會說日語，談判起來方便，凡是去韓國外景的電影都由我負責。
和邵氏相等地位的申氏公司，擁有一個巨大的攝影廠，在一個叫安養的地方，也開設像南國劇團一樣的演員訓練班，常去那裏選新人來拍戲，美女無數。
在電影的黃金年代中，日本有東寶、東映、大映、松竹和日活五大公司。韓國的申氏，加上香港的邵氏組織了亞洲影展，是每年一度的盛事。
我還年輕，沒人認識我。第一次參加影展是以影評家身份，代表新加坡去評審，其實是臥底，分數當然是給香港電影。
影展中認識了申相玉，因為他也是留日，與我一見如故，無所不談，後來才知道他就是申氏公司的大老闆，二十幾歲就當導演，拍過無數得獎戲，被譽為影壇金童子，又與最紅的女演員崔銀姬結婚，為韓國電影最重要的人物。他們夫婦給北韓金正日綁票，此為後話。
申相玉一來東京或香港，必由我當翻譯處理電影上的業務，談完了往中國餐廳大吃大喝，成為最好的朋友，我一到漢城，他必派車子接送。晚上，我們去伎生屋。
所謂的伎生屋，就像日本的藝妓館，他和一班手下身旁都有個如花似玉的女人，我坐主客位，但是陪著我那個相貌平凡。
韓國美女的面容，代表性的也和現在當紅的那三個一樣：楚楚可憐的孫藝珍，帶點邪氣的宋慧喬和野貓型的全知賢，我那個鵝蛋臉，典型的韓國古典味，也許他們看來順眼，我就覺得其他那三種型比較好。
當年美女多籮籮，從香港去的武師一人一個，都長得漂亮。有的還娶回來，像洪金寶的前妻，也是大美人一個，但偏偏身邊的這個伎生不怎樣。
「我們來伎生屋，無醉不歸。」申相玉說：「如果今晚你不喝醉，我就翻桌子不付賬。」
身邊那個伎生開始向我敬酒，光用小杯喝日本清酒，換中杯，來大杯，後來乾脆把人參雞湯的大碗拿來裝酒。我年輕氣盛，乾就乾，沒把我喝倒。
大家都是一肚子酒的時候，那伎生突然站起，腰綁大鼓，雙掌拍之，舞將起來，轉身又轉身，愈來愈快，侍者抬出一排十二個的大鼓，像一座牆，那伎生打完腰間的鼓，又仰身彎腰打後面的，十二個鼓輪流擊之，身輕如燕。在最劇烈的舞步中，她忽然終止，躺在我懷裏，胸部一起一伏喘氣。
韓國女人傳統服的特色在裙子大，上身衣服小，把胸部綁得又緊又平，絕對不給你看到身材。此時由她身上傳來的，是一股本能的動物求愛味道，不可抗拒。
還沒來伎生屋之前，已經有人告訴過我，伎生是陪酒不過夜的，我知道沒有希望，當然不擺出急猴相，只是慢慢地一擊一擊拍出掌聲，其他人也跟著熱烈拍手。
裝成大醉，申相玉高興地派車子送我回酒店。
剛要入眠，門鈴響了，從窺鏡一看，是個長髮少女。
進房，她微笑，說了一口流利的英語：「我是韓國最好的舞蹈員，常派去外國表演，學了幾句英文。」
「這不合伎生的規矩呢！」我知道她知道我說些甚麼。
「伎生不可以陪客人睡覺。」她說：「我不是伎生，今晚申先生吩咐我來客串的，但也要我自己喜歡。」
再下去的事也不必細訴了。她成為了我的女友，常帶我到街邊吃那種手榴彈式的海鞘Hoya刺生。有時，她也把我帶回家去，和中國人一樣，丈母娘看女婿，愈看愈可愛，她媽媽把家裏的菜全部搬出來，堆滿了餐桌，三天三夜都吃不完。烤肉上了，有個龜背的銅鼎，我挾了一片肉在土面烤。Annya（不是）！她說完把整碟的牛肉倒在鼎上，吃得豪邁。
我發現韓國女人不像日本的那麼跪，她們總喜歡翹起一條腿，另一條平放著坐，是觀音像中常有的姿態。
而且韓國女人吃東西，用筷子時是挾餸給男人的，自己吃時單用一枝湯匙，從龜背鼎的湯溝中舀出肉汁，淋在白飯上，狼吞虎嚥。
做愛，韓女和吃東西一樣強烈，總是大叫Yabo，Pari，Pari！每一個國家的語言，一叫起快點，都重複「快」的那個字眼，又學會一句韓國話。
和那伎生交往了一段日子，偶爾她會帶我到韓江去，岸邊停泊著幾條小艇，我們租了，船夫便撐到江中，點了蠟燭，用一個紙杯穿個洞當燈罩套上。
船夫跟著撲通一聲跳下水，游到岸上，耐心等待，在艇中大戰三百回合後，穿回衣服，吹熄蠟燭，船夫又撲通跳下水，游到船上撐艇送我們回來。
這時申相玉拍的《紅色圍巾》賣座大破紀錄，主題曲韓國人人會唱，片子也賣了給松竹，成為戰後第一部在日本上映的韓國電影。
他來日本的次數漸多，我當年派往日本，又和他在東京大吃大喝，談他以後進軍荷李活的夢想。
和香港片合作的機會也多了，拍了《妲己》等電影，《觀世音》一片，女主角在香港的版本由李麗華主演，韓國版是崔銀姬。
後來邵氏也來韓國招請導演，像拍動作片《天下第一拳》的鄭昌和等人，文藝片導演則請了當紅的金洙容拍何琍琍的《雨中花》。我去韓國的機會大把，和那伎生打得火熱，她穿起洋裝愈來愈好看，身材腰短腿長，言語又通。但到了論起婚嫁，又不是一個為事業著想的年輕人肯做的事，拖拖拉拉之下分了手。
我孤獨地到濟州島旅行，當年還是個偏僻的漁村，海邊有許多小艇，穿著白色薄衣的年輕海女們招徠聲不絕，登上一艘，划到海中，兩個海女輪流潛進海挖出一頭大的鮑魚，用鐵棒把肉打爛後扠著在火上烤，淋上醬油，香味撲鼻，再倒韓國土炮馬加利給你喝，大醉之後躺在她們的大腿上午睡。此情此景，不復再。
我們去韓國出外景，申相玉總讓我用他的老班底，是一群從《紅色圍巾》以來一直合作的人才，他們可以不休不眠地為我克服一切困難，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勤勞的工作人員。
女演員我當監製的原則是不碰的，一碰麻煩諸多，但工作人員之間的情感一久了就產生，其中有一位負責服裝的女子臉色晶瑩，膚光如雪，清麗絕俗。
不過在工作期間搞男女關係，對我來說總有禁忌，我欣賞她的是韓國女人的堅強，爬上雪山時她為攝影組抬鐵軌。韓國人習慣上不喝茶的，不知道哪裏找到鐵觀音，在休息時給我獻上一杯。
一直保持著笑容，我從來沒有聽過她訴苦。由攝影師那裏聽到她的身世，是個寡婦。先生最初當編劇，一直跟隨申相玉，到後來申相玉讓他當導演，第一部戲票房慘敗，第二部也不賣錢，不能報答申相玉給他的恩惠，自殺了。
「他從來沒有打過我。樣子長得和你很像。」一次在殺青宴上她喝了幾杯，躺在我懷中說。
「你還年輕，沒有男朋友嗎？」我以日語問她，她是東京藝術學院畢業的。
「我的愛，枯乾了。」她沒哭。
我不知道怎麼安慰她，拍拍她的肩算數。
後來我們又合作了多部戲，當年的雪嶽山還是窮鄉僻野，並非今天的滑雪度假勝地，我們的食物只限於金漬煮湯泡飯，已經很久沒吃過新鮮蔬菜，這女人有天晚上出去，第二天拿出幾條青瓜給我。
「偷來的，當水果吧。」她說完也沒回頭走開。
其他工作人員看到了都取笑她，我也避免令她尷尬，之後見面談的都是公事。
對數目字我的記憶力不好，但是現場中的一東一西我都能記得，有天拍到打傷男主角的戲，導演大喊：「血漿呢？血漿呢？」
大家找來找去找不到，我就記得是擺在河的對面樹下、一下子跨水過河去拿，交到化妝師手裏時，我才感到雙腳已經麻痹了。
原來雪嶽山溶冰後的水是零下幾十度，見我的腳發僵，她趕快替我脫掉鞋子，除了襪，拚命用手去搓我的雙腳。
「不這樣做，會生凍瘡的。」她說完拉開毛線衣，把我的腳放進她豐滿的胸口，我心中一盪，禁不住往她羞澀的臉望去。
韓國女人性情的剛烈，到處可見。在尋常中常看到她們吵架，有些還互相揪髮廝打。在韓江旁邊的沙灘上，從前還設有很多很大的鞦韆，女人穿著傳統的大裙子在樹上打，飛揚起來煞是好看，但愈打愈劇烈，飛高半天也不怕，是男人不敢做的事。
但從這個女人的眼神，我看到無限的溫柔。
一切發乎情止乎禮，我們再也沒有身體上的接觸，雖然大家都暗戀著對方，像一部婆婆媽媽的電影。
事經數年，一天，在香港的辦公室中接到她的電話。
「還拍電影？」我問。
「不。我把儲蓄用來開一家時裝店，現在來香港辦貨，變成老闆娘了。」
身分平等，再也不是上司下屬，我衝到她的酒店，Yabo Yabo的叫聲不絕，好在當今的旅館牆壁，已不是從前那麼薄，不會擾人清夢了。
蔡瀾和倪匡 